汉魂1894—1987），广东省原政府主席，字伯豪，汉族，广东吴川人。

1919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军长、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广东省政府主席。抗战胜利后，游历考察欧洲、拉丁美洲等二十多个国家，1949年元旦，李宗仁代总统职，任上将参军长，后任内政部部长。

1982年曾回北京、广东等地探亲、访问。著有《岳武穆年谱》、《欧洲散记》等。

时下对李汉魂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军政史迹，如军校生活、北伐与抗战、主政广东等，而述其与佛教之缘和对广东佛教复兴和发展之贡献者不多。本文试就此作一探讨。

一

    李汉魂（1895—1987），字伯豪，号南华，（南华之号，应不是自始初有，林森于1940年记 “李汉魂，字伯豪”，无华南之号，据《枕上梦回》载，在李氏皈佛仪式时曾有“遵照虚老和尚收皈依弟子之字派，命名为宽伯、字佛豪，又别字南华”，鉴此，南华之号应是李氏皈依时之始有，而以南华为号，似因李氏与南华之缘），广东吴川县岭头村人。从 1912年离开家乡入读广东陆军小学至1949年离开中国侨居美国，近40年戎马生涯，铸造其高大的将军形象，难怪人们将其出身视之为行伍。然恰是这样一位指挥千军万马、驰骋疆场、战功赫赫的将军，晚年却皈依佛门，成为虔诚的在家居士，个中之奥秘，尤需深究。

（一）李汉魂从小所受传统文化熏陶，为其后来之皈佛奠下了文化的基础

      从现有的资料可悉，其家世可谓书香门弟，父亲虽以经商为业，却喜读书，尤重后辈教育，曾创办育英小学，自任校长。母亲庞氏乃当地望族闺秀，知书识礼，重视子女学业，管教甚严。这种家风沐浴和浸润，对李氏的影响是厚重而深远的。待其入塾受学之时，又得博学才俊言传身教，奠下坚实的国学基础。他在自传中述此事云：

   我五岁即发蒙认字，八岁时开始听老师讲课。我的老师李品珊先生和李日三先生，学识都很渊博，他们教我的是文章、诗词以及古代的经书，我的国文基础即奠于此时，后谬获“儒将”之称，实赖二师所赐。

……

   当时我们师生之间俨然父子，老师出门则袱被相随，同吃同住，……这种教学方式似乎与孔子时代差不多，学生不但要学老师的文品，还要学老师的人品。

   启蒙教育足可影响人的一生。李汉魂少年时所受的教育，可能以儒学为主，但中国传统文化决不可能以一个“儒”字所能涵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儒、道、 释，在一定意义上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为一 体而不可分割，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对李氏的影响不独限于儒学。此其一；其二，仅就佛教文化而言，也可见其对李氏影响之至巨至深。《枕上梦回》中的一段话足可佐证：

    我在青少年时代对梁启超先生是备极仰慕，只要是他的书都找来看，他的思想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梁先生认为宗教是为天地间不可缺少的一种思想、道德、宗旨、文物，无宗教思想则无统一、无宗教思想则无希望、无宗教思想则无解脱、无宗教思想则无魄力。且谓：“历史上英雄豪杰，能成大业轰轰一世者，大率有宗教思想之人多……其所以犯大韪而无所避，历千万难而不渝者，宗教思想为之也！”我的宗教热忱，也就是奠基于此。在诸多宗教中尤倾心佛教，以致最后进入佛门，也是因为梁氏认为宗教以佛教为最高，他认为：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乃无量而非有限，乃平等而非差别，乃自力而非他力。他的这些观点很合我的口味，遂使佛教在我心中地位最高，真是“广矣、大矣、深矣、微矣！”从此这种宗教情感与我终生相随，成为我的精神支柱之一。

   所以，李氏自己明言：“我信佛教，只因公务在身，未能皈依佛门。”这种对佛教信仰的理念，在其正式皈依佛教前的长期军旅、政坛生涯中，也不时表露甚至见诸言行，兹举数例列下：

   其一：在江西夜闻佛寺钟声有感而诗：1928年，在一番自相残杀后，我率部由粤北上，军次江西，夜闻佛寺钟声即深有感触，有诗述怀，诗中后半曰：“众生杀业深，竟把屠刀试。静夜听钟声，浩然有归意。心灯晦复明，彼岸犹堪冀。誓以普贤行，证取文殊智。觉尽众生迷，浮阎化祇树。七尺负昂藏，此身来不易。少壮老几时？休昧惺惺地。”

   其二，儿子韶生病逝，特将其葬于南华寺旁并撰联：（1939年）8月8日，我五岁多的儿子韶生不幸患病夭折，他生于韶关、死于韶关，我将他安葬在韶关南华寺侧。……孩子死后我曾作了一联而哀之，道是：“礼佛好向南华，大梦醒时心不昧；祝儿安居西土，众生渡了我当来。”

   其三，夜宿南华寺祈雨：为祈天佑粤民，岁首月初我甚至夜宿南华寺，开坛求雨，竭尽诚敬，期济苍生。且对天发愿，天不雨，不茹荤。

    其四，向林森请教佛教经典：林公夙殷佛念，十中全会时我应邀到他住邸叙谈，我请教佛学经典，林公指示：“宜抽时多看憨山大师《梦游全集》，自可渐得胜解。”从此《梦游全集》随身而行，再三研读，并重刊新版以资流播。

（二）民国时期广东乃至全国军政要人，多有宗教信仰

    人之于宗教，当然有信与不信之分，更有信何教之别，但宗教作为文化的一种形态，则是人类所需的，即使是明言不信奉宗教的共产党人，对宗教文化也是吸纳、利用和弘扬，毛泽东对佛教文化就钟情有加，常读佛教经典，《坛经》、《金刚经》不离身，随时翻阅，并深有研究。所以，在战火纷飞、社会动乱的民国时期，军政要人们，虽或驰骋疆场、或政务緾身，但他们文化意识中的宗教取向却依然浓烈，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信奉某一宗教，藉以精神寄托，成了当时政坛的一道风景，尤其是广东更为明显。有学者曾总结过这一现象：

    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都是基督徒，唐生智是佛教徒，陈铭枢、李汉魂、姚雨平、叶恭绰皆为佛教居士，白崇禧是穆斯林。据1924年的统计，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中基督徒竟达65%。民国时期，广东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该省连续有几位省政府主席（或军政首脑）像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李汉魂都相当敬佛。其中，李济深、陈铭枢、李汉魂与虚云和尚的关系非同寻常。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等国民党要人与广州六榕寺住持铁禅和尚多有交往，蒋介石与太虚关系非常密切。就天主教来说，广州教区的历任主教都与广东地方政府及国民党人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主教座堂石室也经常迎来各方面要员。例如，民国初建时,（广州教区第三任主教）梅致远曾在石室前搭建了五层高的大竹棚,举行盛况空前的欢迎大会,迎接陈炯明。魏畅茂继光若翰之后担任广州教区第五任主教，他与国民党要员孙科、陈策、杨希闵、范石生、张发奎等人来往密切。

     李汉魂的灵魂深处就本有宗教、尤其是佛教信仰的因子，在朋辈公务和生活的交往中，相互影响和交流是必然的，如他曾专门就佛学经典请教林森，就文化自身的业力而言，李氏晚年皈佛乃顺理成章之事。

（三）李汉魂晚年终皈佛门

      “我信佛教，只因公务在身，未能皈依佛门”的李汉魂，直至晚年才了却心愿，正式皈依佛门，确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就“人和”论，上文已略有述及，其中与虚云之缘至为关键。就“天时”言，长期身居政坛军旅要职，战事及政务已应接不暇，何来闲心静修？而李氏早已对政坛中的尔虞我诈心灰意冷、深恶痛绝：“六年多来政潮不息，外患内讧，令人心冷。因此对于个人地位升沉已置之度外，只希望能做几件对社会永远有益的事情，永留人民心间。”当解甲归田、远离政争后，正是闲情逸致、静心修养之时。就“地利”说，李氏晚年远离故土，侨居美国，乡情、乡愁在他乡相对寂寞的生活环境中会来得更浓烈。而皈依佛门以藉精神寄托则是水到渠成之事。

     促成李氏皈佛的导火线是1956年李氏失足坠楼致头部重伤，当伤愈渐次恢复后，“心神颇觉怅悯”。于是重接1928年军次江西闻佛寺钟声有感而发之五言诗，诗中梳理了一生之行迹，此后就“一心向佛”。他想拜早已结缘的虚云和尚为师，在1959年8月修书一封托人转给虚公。虚老此时虽已不能言语，并于是年圆寂，但已将戒牌由弟子辗转交给了李汉魂，“由是皈依之心益甚”。1963年4月去信台湾屈映光居士请求指引，信云：

    兹有陈恳者，窃华份属军人，自宜献身祖国，任何宗教，昔只敬而友之。嗣以一再临美，并失足重伤头部，当即一心向佛，早晚静坐约一 时许，所惜未奉师傅。近来每忆宽让和尚于民国四十七年在香港将圆寂时，径将虚云老和尚给彼佩带之“戒”字要件，交嘱宽珍女士妥为转达。哀怀甚感，为之常置卧室。至前承惠赐之七十寿联，叙述昔在南华寺共同求情状况，更为弥极弦佩，室次并常悬之。似此师佛殆有前缘，自宜恭承后果。每念加拿大詹励吾伉俪，曾蒙虚老降临，收为弟子，而黄日光及余谦居士热烈建议，华宜敬拜虚老皈依师，更为不胜感奋。用谨诚笺述达，如蒙察纳，则敬恳特加训导，备遵照皈依也!

     屈居士在复函中曰：“‘皈依三宝’：皈者，往也；依者，靠也；三宝者，佛、法、僧也。虚老生自有来，学有成就，亦佛、亦法、亦僧，凡属信徒，皆应供养。台端重兴南华，自有前缘，况奉的‘戒’字，至心皈命可也”。于是，1968年5月3日在居所举行皈依受戒仪式，由黄日光居士主持:我将虚云老和尚的绣像移置正厅，像前一幅日光居士手书：“遵照虚老和尚收皈依弟子之字派，命名为宽伯、字佛豪，又别字南华。”这是我皈依佛门后的名字。皈依仪式举行了一个半小时，虔诚而严肃。从此奉行三皈五戒，遂一心向佛也。

      这是李氏皈依佛门的梗概。从中可见，虽然虚老已圆寂，未能亲为李氏授戒，然生前已授了“戒牌”，说明虚老已经认可并接纳了这位弟子。仪式后，李氏正式成为虚老弟子，在虚老门下，属“宽”字辈分。

二

     李汉魂既然与佛教有缘，那么他所处的时代，尤其是他主粤时期，广东乃至全国的佛教到底是个怎样的景象呢？

     佛教是外来的宗教，自两汉进入中土，与中国固有文化有一个漫长的冲突、调和、融合的历史过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佛教中国化的历程。这一过程虽然至唐代六祖惠能大师已基本完成，创立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佛教文化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佛教文化毕竟是外来异质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是难免的，特别是统治者对佛教的喜好或者需要与否而采取或扶或毁的态度，历史上的“三武一宗”对佛教的打击是致命的。而在士大夫阶层，对佛教持排斥者也大有人在，儒佛之斗、道佛之争连绵不断，唐代大儒韩愈就曾因反佛而被贬岭南。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毁淫祠兴社（儒）学运动从未间断过，大批佛寺被视为淫祠而遭毁掉。

       毁淫祠以兴儒学的情况在中国佛教重镇之一的广东尤甚。如明代嘉靖年间，魏校督学广东，大毁淫祠。《广东通志》载:“三家之里必有淫祠庵观……嘉靖初,提学副使魏校始尽毁。”郭棐《粤大记》曰：魏校“乃大毁寺观淫祠，或改公署及书院，余尽建社学。……自洪武中归并丛林为豪氓所匿者，悉毁无遗。僧、尼亦多还俗。”屈大均《广东新语》云：“吾粤督学使者，在嘉靖时有魏公校者，……大毁寺观淫祠，以为书院社学。”同时，没收寺庙田产，充归社学、书院学田：“各处废额寺观及淫祠，有田非出僧道自创置也。皆由愚民舍施，遂使无父无君之人不耕而食，坐而延祸于无穷。本道已行各处，凡神祠、佛宇不载于祀典者，尽数拆除，因以改建社学。今岁适当造册之年，合收其田入，官改为社学之田，是除生民无穷之害，而兴无穷之利也。”而魏校在粤反佛最烈者是砸烂禅宗六祖惠能的祖传衣钵，地方志乘及名人笔记多有记述。《韶州府志》说：“衣钵自达摩所传者，明为魏校所毁”。黄宗羲《明儒学案》云：“先生（指魏校）提学广东时，过曹溪，焚大鉴之衣，椎碎其钵，曰：‘无使惑后人也’。”《郭青蝟集》曰：“万历乙酉，予入韶州至曹溪寺。僧因出传衣宝钵革履。……钵本瓷器，为广东提学魏庄渠所碎。或云有心碎之，或云偶坠诸地。僧以漆胶，仍似钵形，而宝色无光。”《蒿庵闲话》云：“六祖衣钵，传自达摩，藏广东传法寺。衣本西方诸佛传法器，钵则魏王所赐。嘉靖督学使者某焚碎之。”张潮《虞初新志》言：“ 南华寺六祖钵，非金非石。魏庄渠督学广东，遍毁佛寺。至曹溪，索钵掷地，碎之为二，每片各有一字，视之，乃‘委鬼’也。庄渠异之，寺因得不毁。”檀萃《楚庭稗珠录》也说：“庄渠（魏校字号）视学于粤，恶佛氏，必诋之，故宗鲁之言易入。毁祠庙甚多，而曹溪之钵竟被捶碎（太卤莽）。”所以，有明一代，岭南佛教的脚步迟滞不前，至万历年间憨山大师抵粤，才肩负起中兴佛教的重任。

    庙产兴学是历史上毁淫祠以兴学在清末民初的延续，一般认为康有为、张之洞等人是庙产兴学的始作俑者。光绪二十四年（1898），康有为在《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云：“我各直省及府州县成有书院。而中学小学直省无之。莫如因省府州县乡邑公私现有之书院义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并鼓励绅民创学堂。查中国民俗惑于鬼神淫祠遍于天下。以臣广东论之，乡必有数庙，庙必有公产。若改诸庙为学堂，以公产为公费，则人人知学、学堂遍地。”同年，张之洞的《劝学篇》也提出改庙产为办学经费的主张：“府县书院经费甚薄，屋宇甚狭，小县尤陋，甚者无之，岂足以养师生、购书器。曰：一县可以善堂之地、赛会演戏之款改为之，一族可以祠堂之费改为之。然数亦有限，奈何？曰：可以佛道寺观改为之。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余区，大县数十，小县十余，皆有田产，其物业皆由布施而来，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大率每一县之寺观取十之七以改学堂，留十之三以处僧道，其改为学堂之田产，学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计其田产所值，奏明朝廷旌奖，僧道不愿奖者，移奖其亲族以官职1如此则万学可一朝而起也。”正是这些社会名流与官员的呼吁和奏请，光绪帝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正式颁布了兴学上谕，强令“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以节靡费而隆教育。”至此，庙产兴学风潮席卷全国。黄运喜在《清末民初庙产兴学运动对近代佛教的影响》一文 ，列举了广东地区庙产兴学风潮中僧人及寺庙的惨状：

   岑春煊治粤除扫贪黩外，亦兴建许多中等学堂、初等学堂、启蒙学堂等，而其经费则来自庙产，且手段相当强硬。寄禅在“八指头陀诗集”谓：今秋八月，广东揭阳县因奉旨兴办学堂，驱遂 僧尼，勒提庙产。时有老僧秃禅者，年已八十，不地棍衙役之扰，乃断食七日，作辞世偈八首，沐浴焚香，诵护国仁王经毕，合掌端座而逝。东方杂志第一卷第八期“教育”部份，载广东肇庆府庆云寺“岁入四、五万金，住持托言僧徒以百余，均仗寺产糊口，不肯报效学费，现已由董参军前往摧缴矣。”类似举动，在庙产兴学期间，可谓相当常见。由于广州等地寺庙报效情形不好，岑春煊遂下令拆华林寺，长寿寺二丛林，将华林寺遗址改作商业区，仅留罗汉堂，将劫于文物存放其中；对长寿寺则借口寺僧不守清规，发现妇女金镯而予全数拆毁，寺产没官。岑春煊这一拆寺行动，很快的就达到他预期目标，光绪三十年（1904）六榕寺僧铁禅捐寺产一百九十三亩，合洋银二万元以助兴学，尤其奖励青年留日以增广见闻，岑春煊立即上奏请求旌奖以鼓励。不久，与光孝、华林、长寿并列广州四大丛林的海幢寺，其住持适安亦主动要求报效学堂经费四万元，以免遭到拆寺命运。

    所以，庙产兴学对中国佛教的打击也是致命的，有学者甚至认为其恶果超过“三武一宗法难”：“两次‘庙产兴学’的风潮，在近代中国造成逐僧毁寺的汹涌狂潮，其恶果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难’”。其中广东尤甚，民国时期广东的佛教刊物《人海灯》曾发文指出：“光复以来佛寺之遭劫者，首推广东”。

     李汉魂主粤时期，大部分时间寓居韶关，其身边的禅宗祖庭南华寺在庙产兴学的遗祸中当然是惨不忍睹的：“圣地变修罗之恶境，祖庭为牧畜之所，殿宇成屠宰之场。且寺中僧众不逾十人，却分五房而立，各携家眷居住寺外，无异俗人。寺中香火收入，皆由乡民管理。”李曙豪在《虚云和尚 传》对南华寺当时的景况描述得更为详尽：

     南华祖庭已衰败，变成子孙庙。全寺房分五家，每家不过十人，但都不住在寺里，而是携家眷住在附近村庄。平日耕田种地，饮食衣着同俗人一样。连六祖殿看管香灯的僧人都归乡人管。每年二月、八月两次佛祖和惠能诞辰法会的所有收入，皆由乡村头人管理。非但如此，平日村民在南华禅寺内外，宰杀烹饮，赌博吸烟，人畜粪秽，到处可见。寺中殿宇年久失修，多已破败不堪。殿宇已倾，房屋破坏，只得盖搭葵莲竹屋以住众。当虚云和尚进入南华禅寺时，看到的除祖殿、灵照宝塔和苏程庵略为完整外，其余的大殿、堂宇以及方丈寮、僧房等大多是墙倒屋圮。天王殿门前的大坪中野草丛生，高能没人。大雄宝殿中的佛像虽然还在，可金身大多破旧不堪。六祖殿中供奉六祖真身的木龛，早已被白蚁蛀朽，六祖真身外披的金溱也是层层剥落。木龛之中，蛛丝弥漫，灰尘盈寸。木龛左侧供奉的憨山法师肉身还被推倒在龛旁。殿内杂物横堆，凌乱不堪。

   作为南禅祖庭、岭南佛教一面旗帜的南华寺 尚且如此，其他庙宇及佛教的败象可见一斑了。这 就是李汉魂主粤时期广东佛教的景象。

三

   面对广东佛教的衰败景象，身居要位且与佛教有缘的李汉魂很自然把复兴广东佛教作为自己的职责，为此，他主要做了两件对广东佛教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

   第一，迎请虚云老和尚来粤住持南禅祖庭南华寺。

   虚云老和尚是当时中国佛教界的泰斗，一面旗帜，全国各地争相迎请。在李汉魂主粤前，广东军政要人曾两次邀请虚公来粤均未果。第一次是1918年李根源督办韶州军务，见曹溪祖庭荒芜而稍事修葺，函请虚公主南华：“中华民国七年岁次戊午，云在滇南鸡足山时，李公根源督办韶州军务，修理南华寺，讯至滇，属云来主持斯事，云以鸡山因缘未竟，谢却之。”第二次是1928年，广东省主席陈铭枢面请虚公主持南华：“民国十七年戊辰，云与王居士九龄同寓香港，时粤主席陈公铭枢，邀至珠江，亦请云住持南华。而先有海军部长杨树庄、方声涛等，以闽之鼓山寺，急待整理，派人挟伴云往。云以出家鼓山因缘，勿能却也，遂之鼓山。”婉辞陈铭枢之请。

虚云老和尚(1840年9月5日-1959年10月13日)

佛教讲因缘，缘未具足而果终不能至。李、陈两君延邀虚公而未果，据虚公自述确是因缘未具，然虚公与华南之缘固内有之，一旦机缘成熟则自然结果。所以，至1934年前后，机缘终于到来，时广东僧人敬禅、之清、福果等人亲往鼓山，数述南华之衰落，祈虚公前来重兴南华。当虚公犹豫之际，忽一夜三梦六祖，嘱其往南华主事：“至民国二十三年甲戌四月，粤僧敬禅、之清、福果等，参礼鼓山，屡言粤中佛法衰落，祖庭倾圮，欲云赴粤中兴之。意未决，一夜连获三梦六祖，唤来南华。次日向诸人叙述梦缘，感叹希有。”

    数日后，接时任粤北绥靖主任的李汉魂的电函，诚邀虚公主住持南华。经众人相劝，终于愿意来粤，但向李汉魂提出三个要求：（1）六祖道场南华寺，永作十方丛林，任僧栖止。（2）宜征取原有子孙房众愿意交出，不可迫协。（3）所有出入货财，清理产业，交涉诉讼等事，概由施主负责。李汉魂完全答应虚公的要求，并赋诗一首《请虚云老和尚住持南华》赠虚云，诗云：

载得高僧南渡日，正当斯寺中兴年。

潮音欲听人如海，衣钵初来劫似烟。

谁恫风波沈大地，应携花雨散诸天。

禅关寂寞吾犹羡，时觉钟声在耳边。

    派秘书吴种石率广东及香港僧众十多人往福建鼓山迎迓虚公来粤主理祖庭南华寺。粤省军政要人三请虚公终以如愿，应了“事不过三”之俗语。

 第二，重修南禅祖庭南华寺。

    在虚云和尚来粤入主南华前，李汉魂已对南华进行了修葺。对此，《新编曹溪通志》有较详尽的记载：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以绥靖委员之衔率部驻扎韶关的李汉魂居士，治军之余也曾多次来到南华禅寺，看到寺中诸殿瓦破屋漏，墙塌梁歪，佛像不全，慨然而兴重修之愿。随即在广州发出倡议，联络名流，组织“重修南华禅寺筹备会”，以筹集经费。李汉魂先生带头捐献巨款，霍芝庭、李宗仁、陈济棠、余汉谋等纷纷响应，慷慨解囊，捐款献物，同年九月，李汉魂先生特地指派自己的秘书吴种石负责南华寺修复工程的具体操办。工程耗时达年余之久，次年八月，方告一段落。

而李汉魂因重修南华寺而有《李汉魂将军重修南华寺记》存世，兹录如下：

     释氏之入震旦。始于汉永平千八百余年矣。能师振锡。而南宗称盛。厥后衣钵不传。是南华实集佛教之大成。其声闻宏远。蓋有由矣。夫因果之说。圣人不讳。释氏之广大深微。足以赅纳上智。显示诸象。足以警惕下愚。而中土存亡。亦能戒懼身心。旁辅政教。为智者辟禅悦之门。愚者导迁善之径。而其象教越世。开哲学之津涯。尤彰彰也。今大府倡存名胜。响之摧陷廓清者。咸命有司谋所以保存之。著为令。曹溪于南中国为名丛林。顾自唐龙翔而还。代远年湮。虽屡完缮。亦就荒圮。汉魂受命绥靖。典军韶关。治军之余。少得瞻仰。怃然兴重修之愿。爰征贤达醵赀。逾二万金。且以广州筹备会之推责也不敢引辞。爰命秘书吴种石董其事。鸠工庀材。简员设计。因其地以结庐筑榭。辟曹溪林营。南华精舍。拓田园五百亩。艺花果千万株。草菜者芟之。剥食者新之。而斯寺以濯以显。经始于民国二十二年九月。越岁八月而工竣。更捐廉奉大藏经。复祖殿为藏经阁。造储宝橱庋法物。以永其传。且礼请虚云老和尚来主是寺。于戏。宏宗阐法。非汉魂钝根所敢闻。他日祇园永茂。华实增繁。嘉树成林。民生少补。寓胜残于去杀。期解甲以销兵。庶不负斯举欤。谨以厓略志于石。与事捐助。例得另书。

       吴川李汉魂记

       民国二十三年八月

     虽然李汉魂对南华寺作了修葺，但只是小修小补，南华寺破败之象未有大的改观。所以，当虚云和尚入主南华后，目睹祖庭颓废之状，觉得非推倒重建不可，然若重建则耗时耗资。为此，虚公与李汉魂进行专门商议。虚云在述此事云：

     （虚云）谓李公（汉魂）曰：“此事实费踌躇，贫僧力薄，恐不胜任矣”。李公曰：“何谓耶？”云曰：“此系宇内名胜祖庭，今颓废若此，非掀翻重建，不足暢祖源而裕后昆。若作成次序如法，亦非历数年工程，费数十万金不办。贫僧安有此力哉？”。李公曰：“师勉任之，筹款我当尽力耳。”

    李汉魂在自传中也提及此事：“记得我和大师筹商修复计划时，他问我：‘是否赞成完全拆除改建？’我回答说：‘重建的是否有把握比修复的更好？’大师当即告我：‘我只问你许不许我拆，请你不要问我有无把握重建。我一九十余岁的贫僧，不敢说有把握，只知该做的事便当去做，做得一寸是一寸，做得一尺是一尺。凡应做之事，自己不能完成，也一定有人继起’”。

    经过商议，虚云老和尚在原南华寺的基础上，“相度全山形势”以及南华寺的座向，重新规划，“绘图参酌”，形成以大雄宝殿为重心的川字结构布局。虚公“乃解辞鼓山职务，鞠躬尽瘁，以事祖庭”。而李汉魂负责筹款重任，并在军务之余，常临寺问事，解决重建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当虚云老和尚应请于同年八月入院住持南华禅寺之后，李汉魂先生仍一如继往，全心为之护法，尽力为其排忧解难，肃清地方上的流痞恶棍，协助收回山林田产。同时，在虚云老和尚主持重建修复南华禅寺的工程开始后，李汉魂先生于繁忙的公务之中，时时到寺中视察，帮助解决困难，并先后亲自为六祖殿、客堂、灵照塔等题写联额，以示崇敬。”

     重修南华寺最大困难当是经费，所以，李汉魂除自己捐资，还利用一切机会争取各界的支持，甚至其夫人吴菊芳也参与劝捐：“李汉魂对虚云嘉许备至，凡是西北区各县长来韶关，李汉魂必赞虚云‘笃佛道高’、‘手足胼胝’，南华之赖以兴，虚云力也。各县县长也体会到李汉魂之‘扶道意殷’，于是争相捐助，如果有携带家眷的，吴菊芳也劝他们捐助。虚云预算的二三十万元，已陆续达到。……广东法界中有一个叫赵士北的人，喜欢禅学，与香港佛门人物接触频繁。……赵士北已知李汉魂倡修南华殿宇，于是函港、澳交好助振‘宗风’”。同时，虚云也运用其社会影响力筹集了不少资金，确保了南华重修的开展和最终完成。

    李汉魂与虚云老和尚合力重建南华，从1934年筹划算起至1944年基本竣工，历时约十年，“相继新建大雄宝殿、天王殿、虚怀楼、香积厨、斋堂、藏经楼、方丈室、祖师殿、功德堂、报恩堂、钟鼓楼、禅堂、观音堂、如意竂等殿宇房舍二百四十三楹。重塑大小佛像六百九十尊。使南华禅寺建筑群体，一改为以大雄宝殿为重心的川字型布局。气势雄伟、次第庄严。”有着千余年悠久历史的南禅祖庭又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李汉魂主粤、特别是居韶期间为复兴广东佛教所做的两件大事，确实对广东佛教的复兴和发展厥功至伟：

    首先，广东乃至中国佛教的复兴和发展先有赖于教界人才，其中领军人物（宗教领袖）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在当时的中国佛教界，虚云老和尚无疑是一面旗帜，且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力甚大，他到哪里，那里就可能成为中国的佛教中心，四方信众就会趋之若鹜。所以，全国各地都争相邀请虚云。1928年广东省主席陈铭枢面请虚云时，却已被福建方面抢先一步，“不由分说”地“派人挟伴云往”，住持鼓山。李汉魂能请来虚公，不论其是内在因缘还是何种缘故，对广东佛教的复兴和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自虚公入粤后，就以过人的勇气和担当精神，修祖庭（南华、云门）、肃教规、育人才、传经义、驱流棍、革积习、保古迹、置产业，经过十年的辛勤耕耘，岭南佛教面貌一新。

     第二，祖庭、道场的兴衰是岭南佛教的标杆。南华寺是南禅祖庭，六祖惠能的道场，六祖惠能真身的供养地，素有“东粤第一宝刹”、“岭南禅林之冠”、“禅门洙泗”之誉，在岭南乃至中国佛教拥有崇高的地位。所以，在千百年历史进程中，南华兴则岭南佛教旺，南华衰则岭南佛教败。李汉魂在虚云老和尚来粤前就曾修葺南华，请来虚云后又全力支持和协助他重建南华，功德无量，“南华寺的复兴，既得力于李汉魂将军这样的大护法，更得力于虚云老和尚这种为法忘身捐躯的大菩萨”。而南华寺的复兴就预示着岭南佛教的复兴。（作者：林有能，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